目的调查西部某省监狱警察身心状况,分析其情绪耗竭状况及影响因素。方法2022年11—12月,对西部某省2127名监狱警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其一般资料及身心健康状况,采用《职业情绪耗竭量表》(Emotional Exhaustion Scale)、《感知组织支持量表》(Organizational Support Scale)调查其情绪耗竭和感知组织支持得分,比较一线与非一线监狱警察的身心状况差异,并对其情绪耗竭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回收有效问卷2013份,有效率94.64%。有23.94%的监狱警察自评身体状况欠佳,一线人员自评欠佳的占比高于非一线人员(P<0.001)。监狱警察总群体中高情绪耗竭报告率为32.84%,调查对象工作压力主要来源于工作家庭不能兼顾(占85.39%)、工作责任重大(占76.55%)、督查追责(占66.67%)。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监狱警察家庭负担情况每上升1个等级(无老人和小孩,有老人或小孩,同时有老人和小孩),其情绪耗竭得分平均提高2.868分(P=0.020);相比健康身体状况者,自评身体状况欠佳的监狱警察情绪耗竭得分平均提高4.418分(P<0.001);相比无生理疾病者,出现生理疾病的监狱警察情绪耗竭得分平均提高2.915分(P=0.09);监狱警察家人对监狱工作态度每上升1个等级(非常支持、比较支持、不支持),其情绪耗竭得分平均提高3.202分(P=0.001);监狱警察每周值夜班次数每上升1个等级(0~2、3~4、≥5次),其情绪耗竭得分平均提高5.132分(P=0.008);相比非一线工作模式,一线工作模式的监狱警察情绪耗竭得分平均提高2.785分(P=0.043);感知组织支持得分每增加1分,监狱警察情绪耗竭得分平均降低5.102分(P<0.001)。结论西部某省监狱警察群体特别是一线人员工作负担大,存在一定程度的不良生理状况及情绪耗竭等负面问题。建议相关部门从强化后勤保障、优化工作模式、减轻工作负担和提升组织支持力度等方面,保
基于边界理论,区分了主动性和反应性工作连通行为(proactive/reactive work connectivity behavior after-hours,PC/RC),并分别探究了二者通过工作领域和家庭领域两条路径影响情绪耗竭的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采用经验取样法收集数据。研究结果表明,在工作领域路径上,过度或不足的PC均不利于员工获得工作控制,进而增强其情绪耗竭,但PC过度的影响更为不利,只有适度水平的PC才能最大程度增强员工的工作控制,进而削弱其情绪耗竭,体现为一种“鲶鱼效应”的倒U型关系;RC只会通过削弱员工的工作控制增强其情绪耗竭。在家庭领域路径上,PC和RC均通过引发员工的工作冲突家庭增强其情绪耗竭;只有PC对情绪耗竭的影响受到个人成就感的调节,相对于个人成就感更低的员工,个人成就感更高的员工从事PC后更不容易产生工作冲突家庭,进而感受到更少的情绪耗竭。使工作连通行为由被动变为主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其消极效应,甚至产生某些积极效应,从而改善员工的情绪状态。
